在耶鲁，“教书比天大”。名气再大、地位再高的教授，都得给本科生开课，都需要拿出浑身解数，在课堂教学上有亮眼的成绩。

2011新年伊始，美国东部连续遭受了数场规模惊人的暴风雪袭击。某日早晨起来，打开电脑，接到同事转来的系主任通知：如果风雪太大，交通困难，今天的课程可以取消。 “圣旨”在握，我乐得当一天风雪寓公，便发电邮通知学生停课改课。

只是我不知道，此时的耶鲁校园，风雪弥漫之中，各门专业课程的开学第一堂课，大都按部就班地进行。年逾花甲的孙康宜教授是我们东亚系最资深也是唯一的讲座教授。为着不耽误学生正常上课，她已经在学校的简易招待所住了两晚。日后我从校报闻知：全校开学第一堂课共有58门专业课，世纪大风雪中，50门课如期开讲。全校有五十多位资深教授，在接到暴风雪来临的天气预报之后，提前一晚住进校园，连续多日不回家——有的自掏腰包住入附近的旅馆，许多人干脆就在自己的办公室过夜，只是为着不受风雪干扰，全力以赴为新学期开课启程。这并不是校方的硬性要求，院长们反而是一再发电邮强调安全第一，请任课教师自主决定课程安排。

那天顺路送康宜老师回家，我才知道，原来这竟是耶鲁资深教授们常见的因应风雪之道。孙老师微笑着说：因为耶鲁有三百年来不因天候停课的老传统，这也是一种“Professional”的坚持呀！我心头一震，脸上不禁红了起来。

“Professional”（专业性，专业化，专业精神），在中文里常常被译为“敬业”；但它在英文里的意义，却有着某种特殊的标尺，特殊的沉重。任何“职业中人”，恐怕最大的过失、最怕听到的批评，就是“unprofessional”（不专业）了。

全力聚焦本科生教育，重视课堂教学，对教书有一种几近宗教性的崇敬，这确是我在耶鲁任教十几年来所深深感受到的“耶鲁精神”之一。某些名校，大牌教授们忙着飞往世界各地出席各种研讨会，课堂教学往往就交给博士生或TA（助教）代庖，以致留下了诸如“教授在哪里？教授在空气（air航班）里”的学生俚语。在别处，这或是一种常态，在耶鲁，这却是大忌。

某年北京某顶尖大学国学院成立，广邀国际汉学界名流出席庆典。操办其事的恰是我的大学同窗，因邀请耶鲁著名史学家史景迁（JonathanSpence）遭婉拒，就对接待规格层层加码（如夫妇双邀、来回机票一概头等舱等等），知道我和史景迁相熟，便想让我私下里帮助说项说项。我不好拂友人面子，带着一纸“高规格”信函去见史景迁教授。老先生看完信就笑了，“谢谢他们的诚意和超常待遇”，却向我正色道：“苏炜，你在耶鲁教了这么多年书，难道不知道，学期中间，任课教授绝对不可以丢下学生去参与任何课程以外的活动吗？”一句话，同样把我说了个大红脸。

在耶鲁，“教书比天大”。名气再大、地位再高的教授，都得给本科生开课，都需要拿出浑身解数，在课堂教学上有亮眼的成绩。正因为如此，名满天下的史景迁教授每年开课，都成为校园的特殊景观（半年前史教授荣退，令多少误过了选修史课的学生扼腕痛惜）。他任教的中国历史课程，选修的学生动辄三五百人，以致他一门课的TA（助教）人数，常常比一个普通系教职员的总和还多。耶鲁校园内还流传着史景迁的另一段逸事：今天耶鲁校长的崇高位置，多年前，本来是校董会一致推举史景迁出任的。但史景迁坚拒不受，曰：我适合教书、做学术研究，却不适合做行政管理。这正是一种“Professional”啊。我深信，如果没有退休，近日的纷扬大雪之中，如期开堂讲课的，一定也会有满头白雪的史景迁教授。

我向我的学生讲了孙老师风雪住校、坚持上课的故事，说：“从今往后，苏老师的课也会按照教学日程走，再不会因任何风雪雷暴而改变。”

（耶鲁大学高级讲师  苏炜）